中国思想界要生产出真正具有原创性的作品，就不但要必须超越日益浓重的“国学”情结和“文化至上主义”，而且需在克服“经济决定论”等庸俗结构主义的基础上创构自己的社会理论。
刚拿到《学问中国》时，我就注意到其中的编辑旨趣，大意是说书中的作者所表达的观念不仅有着明显的原创性，而且具有与西方思想家的观念同等的思想现代化水平。《学问中国》内的文章是否都具有思想的原创性，无疑会得到见仁见智的评价。我自己的感觉是，就方法而论，文章大致仍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文化”取向的，如“经济””教育”；另一类是“非文化”取向的，如“历史”“哲学”。前一阵子和朋友聊天，说到中国政治界、学术界和西方人辩论似乎总是落入了人家的圈套，在人家设定的概念圈子里跳舞，有些聪明的政治家和学问家干脆避开这些西方范畴划定的圈子，谈些本土的问题，反而显得强硬一点。如李光耀就对西方人说，你别跟我谈什么个人本位，我们东方人从来就是“家族本位”的，自古就围绕家族功能处理问题。当代新儒家也比较强调集体的作用，这样好像就跳出了西方的圈子。由此看来，摆脱西方强势话语的唯一选择就是谈谈“文化”。奇怪的很，在人们的印象中，不谈文化而创立出西方承认的东方国际理论者只有毛泽东，他一提出“第三世界”理论，西方话语中的东西冷战和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极对峙观就被打破了。这也许是极少的特例。
话又说回来，中国近代以来用来对付西方的武器就一直是“文化”，当年舆论界流行近代发展经过“洋务”“制度”“文化”“三阶段”论，似乎一落实到“文化”就透着深刻，前面全是为它的出场铺垫。这个观点在五十年代以后渡海到台湾，殷海光搞了一个“同心圆模式”，说的仍是中国怎么样从物质引进，经由制度变迁到文化更新的老故事。这个老故事的翻版在八十年代重又在中国大陆出现，故事的结尾却更为极端，讲的是中国现代化的成功根本在于“国民性”的改造。其实有时也怪不得先人，因为至少从表面上看，“文化”因素始终更为强烈地塑造着中国社会结构的运作方式，这一点连西方人都不否认，如艾森斯塔德就干脆说中国是个“文化取向”的国家，与西方其他国家的运作方式颇为不同。
从理论层面上说，中国人自古并没有西方那样的系统“社会理论”，社会概念往往是通过文化观念表述出来的，如法律秩序用礼治的理念加以解释。至今有些论者一提社会建构，就条件反射式地直接想到儒家，甚至制度建设都要由“良知坎陷”出来。对东亚奇迹的解释也与此有相似之处，制度变迁的复杂过程被还原为一种“儒家文化决定论”。
另一个例子是韦伯思想的再发现。在中国，韦伯是通过《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翻译而成为“圣人”的。可以设问的是，为什么偏偏是这本书备受青睐？以下被曲解的命题是个完全可以解释的动因：“新教伦理”作为文化因素是资本主义崛起的决定因素。尽管韦伯本人已多次否认了此命题的真确性。可是就八十年代的中国思想界而言，没有比这个命题更为实用的思想武器了，西方的圣人韦伯已口出“真言”，这无异于为东方的孔子作证，尽管可能作了“伪证”。
过于青睐“文化”的人可能没有注意也可能故意忽略了一个历史现象，那就是西方“文化”具有现世的普遍力量，是与其具有强烈的“侵略性”有关的。而且这种侵略性不是“文化”孤立作用的产物，而是结构性权力运作的一部分，西方殖民史对此多有验证。因此，中国文化的阴柔之美不能成为世界人民共有的欣赏对象，就不可能仅仅是谁轮流坐庄的风格传播问题，而是权力的控制问题，那种把“文化”孤立出社会结构而企望“三十年风水轮流转”的梦呓之语，其无力的表述显而易见。
但反过来说，“文化”不具备侵略性，却并不证明文化不受各种社会权力运作的支配。当年较早看出此点弊端的是早期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经过三四十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注重社会结构变迁的历史观终于诞生了，这条路径至今仍是抗衡国学人文传统的重要力量。颇为可惜的是，这条路径极易蜕化为“阶级斗争”和“经济决定论”的简易图式分析。八十年代中期，针对这种“大陆结构史观”，有两套观点破门而入一度成为中心话语。一套观点认为，大陆史观对古史起源的形塑太过于关注经济支配的因素，从而为“五种形态论”张目，比如认定青铜器的制造直接促成生产能力和社会结构的变化，反面的分析恰恰证明，青铜器的资源分布不但与王权核心的位置相叠合，而且绝大部分被用于礼器的生产，这就基本推翻了经济单纯决定社会组织形式的观点。只可惜没有由此进一步构建出中国本土的完整社会理论。
另一套话语是处理“道”“势”关系，主张中国知识分子自古普遍拥有和持守“道”的能力，与王权的“政统”相抗衡，这是对以“阶级斗争”划定历史人物身份的一种质疑，并由此推导出中国思想“内在解释”的合理性，然而这一思路对知识分子角色相当“纯化”的理想分析，恰恰忽略了知识背后的权力运作对思想构成的支配作用，从而过度简化了对各种复杂关系的研究。从某种程度上又回归到了“国学化”的分析老路上去了。国学风格的基本假设是，在传统这条从远古漂浮过来的思想之船上，作为舵手的知识分子身份是纯而又纯的，他们不会受权力的污染，他们口吐出的箴言警句只能是权力支配的解毒剂。“道德”同样不是由各种权力围剿下的积累过程，而是衡量纯洁心灵的当然标尺，由此我们很难想象，由“内在理路”分析提纯出来的思想少女，会在尔虞我诈的后现代世界中不被奸污而失身，因为他不能回答知识产生是由哪些因素支配的，它的播散方式与垄断特征为何？道德为什么在历史上会常常异化为杀人的工具？
我在此要表达的意思是，中国思想界要生产出真正具有原创性的作品，就不但要必须超越日益浓重的“国学”情结和“文化至上主义”，而且需在克服“经济决定论”等庸俗结构主义的基础上创构自己的社会理论，当然新型社会理论同样要包容古老中国的文化内涵，这种有容乃大的新建设难度之大常常令人难以想象。因为近代以来，中国的最出色学者就常常不得不面临两面作战的困境，他们既要被设计为“国学大师”，又要兼具“西学通儒”之角色，大多数人早已不堪重负，真正被公认“中西兼通”者却是少之又少，这与西方学者比较是绝对不公平的。因为人之智力毕竟有限，西方学者可以死守西学一隅，指点江山，韦伯用二手资料写成的《儒教与道教》，虽常被讥为讹误不少，但仍不妨碍中国学人在韦伯划定的圈子中发言，而少有越出雷池者，这里面包涵的权力压迫是不言而喻的。近代以来的中国学者总是被迫在“中西兼通”的大牌子下小心翼翼地处理自己与西方人的关系，结果往往只能在“西学专家”与“国学大师”之间来定位自己的前途。
循此而论，《学问中国》中的文章无疑为思想的原创提供了一种可能，但还仅仅是个开始。按我个人的歪批，“学问”之意乃是学习如何从中国本土出发提出问题，而尽量消化西式思维的影响，同时又不做学问上的“九斤老太”，老是炫耀那点“国学”家底，这无疑是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但又是必须去趟去闯的荆棘之路。
